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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竹|流转于校园深处的幸福时光

网友推荐的空间 作者:网友推荐 [我的文集]   在会员中心“我的主页”查看我的最新动态   我要投稿
来源:美文精选网 时间:2018-12-12 11:02 阅读:次    作品点评
记忆的窖藏里,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院落,那是我生命最初栖居的家园。院落隐匿于校园深处,两扇斑驳的红漆木门后面,虽然不大,却也容纳了20几户普普通通的教师家庭,他们在这里工作着,生活着,以校为家,家校不分,平日里耕耘于三尺讲台,闲时便在小院耕耘着自己的生活。
 
校园坐落于关中腹地白鹿塬下,是大西北成百上千所乡村学校之一,周围环绕着农田村舍,稍不留意便会淹没其中。不过校园终归与村落不同,少了喧闹,多了些静谧;少了闲散戏谑,多了肃穆庄重。有些清雅脱俗,卓而不群,却又湮没于红尘,吮吸着俗世的烟火。
 
 
小院不大,只有二十几间房舍,不过每一间房子都囊括了一个家庭,一家子少则三口人,多则五、六口,全生活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,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也全在屋子里,基本上除过床铺、桌椅和简单的炊具外,已无立足之地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,对物质条件也没什么要求,一家人如此亲密无间,倒也其乐融融。
 
房间是砖木结构,竹篾编织的顶棚,不隔音,邻里间言语之声相闻,谁家做什么饭、炒什么菜,也嗅得出味道。家与家之间没什么秘密可言。平时东家进西家出,大可随意。谁家做了可口的饭菜,也会送给别家尝鲜,整个小院和一个大家庭一样。虽然日子清苦些,但大家生活的热闹又快乐
 
这种状况,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观。国家开始重视教育,关注教师。为改善教师居住条件,上级拨款兴建了新居,新房被称为“母子房”,即一个大间套一个小间,外带一个小厨房,虽然只能解决半数家庭的住房问题,但也足够让人高兴和振奋了。
 
随后,学校的变化与国家的改革发展同步,虽说不上日新月异,却也是旧貌换新颜了。我因为外出求学,与校园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,并在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越走越远。但内心深处,校园和小院始终那么亲近,那里的房屋、树木、花草,还有头顶的一轮圆月,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貌,在生命的天空静静伫立。
 
 
校园地处偏僻,距离最近的小镇也有四五里地。改革开放之前,一切物资都限量供应,凭票购买。国营商店大多开在小镇上,买一块豆腐、称一颗白菜都得去付食店排队,更别说肉和鸡蛋,那队伍如长龙,会从店里一直蜿蜒到大街上。
 
大哥后来会经常提起当时买肉的情景。母亲之前叮嘱他,肉一定要带些肥膘的,回来可以提炼猪油,一日三餐里会多些油水了。大哥快排到柜台前时,先要向里张望一翻,如果正赶上瘦肉,他便掉转头,从队尾重新排起,几次三翻,直到买上肥肉才罢休。
 
排队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,于是同院的父亲们在买东西之前会准备一本书,边排队边看书两不耽误,也成了街头一景。这边母亲们也动起了心思,既然买东西这么难,干脆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于是在门前的空地上开辟出一块块菜畦,种些时令蔬菜,既解决了少菜吃的难题,又美化了环境。有时进得小院,菜畦里绿油油的青菜,肥嫩的豆荚,藤架上的丝瓜、黄瓜,满眼青碧,绿意盈怀。这一场景在许多年后还会时常出现在我梦里。梦中见到那一块块油绿,依然满心欢喜,这碧绿的色彩给我童年贫脊而单调的生活带来多少希望啊!有了这一片片的绿为生命打底,即使后来的人生中面对再大的挫折,我也从不绝望。
 
当然在菜畦边上还要种些花草的。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们不会拘囿于一粥一饭,总是要有些精神追求的。母亲种了几株萱草,俗称“黄花菜”,这种菜花蕾时就要摘下来晒干,可我太想看它开花的样子了,于是央求母亲为我留了几朵,放学回家,远远便能看到几张金灿灿的笑脸,让人心花怒放。不过母亲在它们快开败时还是悄悄摘下来,用开水焯了焯,做菜用了。后来,我才知道,这种花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,叫“忘忧草”。
 
 
在没有电视机之前,小院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是很单调的。夏日傍晚坐在自家门前边纳凉边聊些闲话,八卦些奇闻逸事。冬季便互相串串门,说说心里话,沟通一下感情。我是极愿意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去串门的,东家进,西家出,兜里便有了不少收获,一捧花生,两个桔子,三个核桃,足够我在哥哥面前炫耀了。
 
有时兴之所至,有人会拿出一把二胡,坐在院里拉上一曲,很快便邀来知音,吹一只笛子附和,更有男高音随着节奏引吭高歌,教师们大都多才多艺,吹拉弹唱无所不通,自发的便演绎了一场音乐会。其他人可以笑着倾听,也可以小声和唱,自娱自乐一番。
 
当学校挤出部分建校款买回一台电视机,小院人很是兴奋了一阵。那个年代,通讯工具似乎只有收音机,对外界的感知滞后且抽象,电视机的出现打破了小院人的生活节奏。吃完晚饭,大家搬来自家的小凳,聚在小院的空地上一起看电视,成了小院最重要的文化活动。大人们喜欢对电视节目评头论足,交流心得,小孩子则洗耳恭听,也能长不少见识。虽然频道只有两三个,内容也算不上丰富,几个节目翻来覆去反复播,但大家看的津津有味。偶尔电视台也会播几段相声,或者中外经典影片,大家则象过节般快乐,心里美滋滋的。
 
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每个家庭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,但几个人看电视实在冷清,远没有许多人聚在一起热闹,为着剧里的某个情节,大家一起欢笑,一起流泪,这是多么温馨又暖人的场景啊。
 
电视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更是意义非凡,它敞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,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风景和世界的精彩,也使我们下定决心要走出乡村,走向城市,寻找更广阔的人生天地。当我们亲眼看到做教师的父亲母亲们辛苦工作,获取的只是微薄的收入;当我们亲身经历了生活的贫寒所带来的那些困窘和难堪的往事,我们对外界的追逐充满了逃离的意味,我们甚至赌咒发誓,将来无论干什么,也不做穷教书匠。现在想来,当时的举动多么幼稚可笑,其实,当我们回头去望,那些留在小院里的时光,虽然窘迫,但内心丰盈,虽然清贫,但精神富足。这是小院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人生财富。尽管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,但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珍存心底,生活也无憾了。
 
 
和大多数教师家庭一样,小院人家也是以母亲为中心的,母亲们在哪里,家就安在哪里。而在外工作的父亲们无论距离多远,都得以家庭为轴心旋转。
 
小院人家有一多半男主人在外工作,有的夫妻两地分居。近的相距几里、十几里地,远的相隔几十里,上百里。记得父亲那时在距家三十里外的小县城工作,每星期才能回一次家。当时每周要上六天班,只有周日休息。每个周六下午,父亲骑着自行车,经过三、四个小时的行程才能到家,周日下午再骑车原路返回,为了团聚,父亲来来往往二十余年,风雨无阻,直到最后调回母亲身边。
 
相对于同院的刘老师家,我们家的情况还好些。刘姨家的宋叔在几百里外的大山里当兵,一年休一次探亲假,平时都是刘姨一个人既忙工作,又带孩子。宋叔深知刘姨的辛苦,所以每次回来探家都是洗衣服作饭陪孩子,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,闲时便搬个小凳,坐在院里,碰见谁便聊起来没完。我小时候能歌善舞,每次见到我宋叔都两眼放光,拉住我不松手,我其实很乐意为他表演节目,因为做为交换条件,他会给我们讲深山里的奇闻趣事。不过当我渐渐长大,突然变得害羞,在他面前再也张不开口。有一次,僵持了很久,我准备悄悄溜掉,却听见宋叔在身后说,叔一年才见你们一次,想听个歌都不行呀。我一下呆住,转回身说,那我小声唱吧。一曲唱完,没顾上听宋叔说什么,便羞涩的跑开了,心里却涌起酸酸的滋味。
 
其实这种状况在当时社会很普遍,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烙印。尽管尝尽了分离的酸辛,但相聚时的甜蜜也足以抚慰人心。好在小院人家后来都有了圆满结局,有的调去了新学校终于夫妻团聚,有的迁居城市方便照顾孩子,当然,也有始终固守校园的,他们以校为家,坚守三尺讲台,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人生岁月,直至生命。这其中,也有我的母亲。
 
许多年后,当我像个流浪多年的游子,又重新站在校园门前,仔细端详着气派又现代的,熟悉又陌生的校园,心中波涛汹涌。迟疑着走进去,居然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,并指给我看以前居住的地方。教工住宅区已重新进行了规划,扩建了房舍,修茸了门廊,更加的美观宜居。我在小园里徘徊,往日清晰如昨,突然想俯下身去亲吻那块土地,心头盘桓着艾青的诗句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。
 
张军,笔名君竹,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在《教师博览》、《散文选刊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西安晚报》、《西安日报》、《陕西工人报》、《教师报》等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以散文为主的作品六十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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